正值高校招生季，针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高考志愿填报“避坑建议”，武汉大学邓红兵教授公开发文，为所谓的“天坑”专业正名，呼吁“高等教育不是教我们谋生，而是教我们创造生活”。此后，武汉大学官方微博转发了邓红兵教授的这封《致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质疑邓红兵“站着说话不腰疼”。

　　《致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被公开后，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并不让人意外。像他在文章中的一些表达——高等教育不是教我们谋生，而是教我们创造生活；专业与你的收入无关；我们的家长们，不要给孩子们挣钱的压力等，都很容易被视为不接地气。一些网友就调侃“先解决了我的生计再跟我谈格局”，“喝完鸡汤，还是要考虑怎么凑首付”。

　　不少媒体观点站在邓教授一边，如有声音表示，对于努力上进的人，没有任何专业是“天坑”。但这类观点也被网友讥讽为太“政治正确”，说服力有限。客观说，不管是邓教授还是媒体的一些分析都是非常在理的。但是，多数人认为“所谓的好专业就是将来能轻松一些，多挣钱一些，就业容易一些”，这个认知置于现实背景下，同样不应该被苛责。很大程度上，我们社会在专业选择上的“现实”，或者说过于盯着“钱途”，一方面当然可以说这是社会(而不是家长)“给孩子们挣钱的压力”太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的功利化因素。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数学、物理和哲学，到90年代的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英语，再到本世纪初的法律、计算机、工商管理，近几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每个时代的热门专业，都与社会的变革浪潮息息相关。不过，热门专业的变迁背后，不只有学生和家长在发挥作用，学校同样在推波助澜。比如，2020年全国各高校新增审批专业177个，撤销的专业则达518个。像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网络空间安全分别就有29所和9所高校新增，公共事业管理、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等专业则被10所以上的高校撤销——高校调整专业的力度之大可见一斑。最夸张地甚至出现了新设专业所招收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要被撤销的尴尬场景。

　　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过多过细、调整过快，历史和现实原因很多。比如，综合社会需要、就业前景、师资配备等。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学扩招的产物。因为专业设置越多，意味着可以拿到越多的招生名额和财政投入。也就是说，大学在专业设置的选择上，本身是自带利益驱动的。加之近些年，大学自主设置专业的权限不断下放，则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在专业调整上的“效率”。但实际上，从常识就可以知道，专业过于细分和快速调整，不只是社会难以适应，如很多新专业就被吐槽为与“旧专业”只有名字上的细微变化，学生和家长无从准确理解各专业的真正区别，学校的培养能力同样面临很大考验。如此，也为教育质量埋下了隐患。

　　大学专业设置上的与时俱进，一方面可以说体现了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回应能力，但另一方面，本科专业过多过细、调整过快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就包括，无形中强化了社会在志愿填报上“一选定终生”的焦虑，加剧社会对于专业的功利化认知，也窄化了本科教育的真正功能，让其变得更像是一种“技能”教育。社会也自然会普遍将选好一个专业与找到一份好工作划等号。如此，培养过程反倒被忽视。

　　因此，“生化环材”等被认为是“避之不及”的“天坑”专业，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和家长太“现实”。数年前，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就指出，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跨学科的广度；第二，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可以想象，当本科专业细分到严格对应每个职业，并且紧跟社会热点快速调整，所谓跨学科广度和评判性思维，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奢望。并且，其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只是加剧社会在专业选择上的“内卷”焦虑，也影响到基础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邓红兵还呼吁，家长“不要过多干预孩子，希望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初心去选专业”，“要尊重他们的兴趣”。各地教育部门也强调，学校和家长应该尊重学生自主填报意愿。这类呼吁当然是对的，但落到现实往往会面临一个尴尬，那就是不少学生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意愿在哪儿。

　　梅贻琦在1931年上任清华校长时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揆诸现实，这一来自历史的“先声”，或更多能够给今天的大学以启发。若能实现这一点，想必亦可淡化高考志愿填报上的偏见与焦虑。

（文章来源：贝果财经）